我所做的一切,是何等微不足道。但我去做这一切,却是何等重要。——伏尔泰
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。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,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。——康德
写作并不符合人类直觉,与松散、闲适的惯常状态背道而驰。但是,写作不是单纯地打字,而是“多项活动同时进行的过程:分析、阐释、记忆、综合、计划、排序、表达、澄清、评论、组织、合理化——当然还有誊写”。写作需要化无形为有形,用二维的文字反映三维、四维甚至更复杂的东西。
写作背后是一套复杂的思维能力:
沈向洋所说:“笔尖触纸,将驱动你通过迭代、修改和探索替代方案来发展和精炼你的思想”。写作是人类进化的一种利器:我们并不完美,写作让我们严谨和有条理;我们总会遗忘,写作让记忆得以保存;我们终将衰老,写作维持和扩展着我们的脑力;我们终将死去,对抗时间的最有效武器莫过于写出“藏之名山”、被后人传诵的经典之作。
一般而言,写作障碍涉及三个问题——没的写,不会写,不想写,分别涉及想法与积累、写作策略和写作心理。
明代布衣诗人谢榛用“诵之行云流水,听之金声玉振,观之明霞散绮,讲之独茧抽丝”来形容语言之美。
文章,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。——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
文采是来自思想而不是来自辞藻。——巴尔扎克
马虎草率的文笔反映粗心懒散的思维,晦涩费解的文笔反映含混不清的思路。——T. C. Allbutt
南梁文学家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书记》中写道:随事立体,贵乎精要;意少一字则义阙,句长一言则辞妨。
中文适合做文学语言,它没有时态、语态,没有虚拟语气,甚至主谓宾都不太齐全。这使得中文许多表达可以做多重解读,有种朦胧之美,读起来特别耐人寻味。西文如英语在语法、结构、表达方面都更加严谨,使它成为比较适合科学写作的语言。
现代的科学写作风格,则要求一切以证据为基础,讲求语言的清晰而非绚丽,讲求逻辑的周延而非随便发挥,追求说服力而不是充沛的情感。
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,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只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问题。而提出新的问题、新的可能性,从新的角度看旧问题,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,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。——爱因斯坦
大家为什么不提问题?
迈克尔·马奎特总结了人们不愿提问的四个原因,用在中国学生身上也颇有解释力:(1)怕丢脸,怕被别人觉得这是个傻问题;(2)不用功,好问题需要阅读、思考和积累才能提出;(3)文化环境讲求遵从权威,不鼓励提问;(4)不知道怎样提问题。
“问题”这个字眼,但实际上对应着不同的含义:
第8章 中阶:谜题是文章的救星
智慧是组织化的生活,科学是组织化的知识。(Wisdom is organized life; Science is organized knowledge.)——康德
一叶可以知秋、尝鼎只需一脔。
品味实际上是一种判断力和感知力。而所谓判断力,就跟我们做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一样,不断地对好坏对错、轻重缓急做出选择。判断力好的人,往往犯的错误要少。感知力好的人,往往能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找到好的切口,能在一大堆材料里面找到关键关系,找到对比和悖论,进而收口到有趣的问题。
“有记者问季羡林先生,学那些早已作古的文字,如梵文、吐火罗文,有什么用?季先生淡然说:世间的学问,‘学好了,都有用;学不好,都没用’。
题目需要用鲜明的观点、充分的证据来支持,这些都依赖于阅读量,而不能诉诸泛滥的情感。
可以借鉴李贺做诗囊的做法,建一个问题囊,收集别人的研究问题和自己想到的有趣现象和各种奇思妙想。
朱熹曾言:“读书别无法,只管看,便是法。正如呆人相似,崖来崖去,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,且虚心,只管看。看来看去,自然晓得。”
我们有时候评价一个人“脑子缺根弦”,实际上就是指他不够敏感,对某些事情未能领会和反馈。说得抽象点,就是这个人的认知复杂性偏低。复杂的头脑需要海量的输入。
估测一下勤奋的读者可以看多少书。假设正常人阅读速度是每小时20页(不同类型的读物速度差异很大),一本书的平均长度是200页,每天有2小时阅读。这样,一个人大约每个星期能读完一本书,一年下来可看50本书。假设她可以阅读60年,那么一辈子读的书大约是3000本,而一个小型图书馆的藏书量是几万册。也就是说,一个勤奋的读者一辈子也就是能读完小型图书馆1/10的藏书量。这真令人灰心丧气:真是“吾生也有涯,而知也无涯”。
事物永远不可能脱离真实之境、生命之境存在。语言一旦脱离情景,便失去了深邃与真实,曲解过后真意幻灭。任何观点都发生在一定的情境里:特定的时间,特定的地点,对准特定的群体,要起到特定的效果。
做笔记时要区分原著观点和自己的评点。自己的批注可以放在【】中。原著的精彩观点和话语,可以原文摘录,
做笔记很辛苦,如何降低笔记的时间成本?可以使用语音输入法:看书时用荧光笔和便签把精彩的、可用的部分标记下来。看完后,再用语音录入法把这些引文和批注录入电脑。语音输入会有些差错,但是总比一个一个字码进去省力多了。总之,一定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为自己省力。
我所倾慕的作品,应当是遍读有字之书、遍历无字之书,将自己的生活与思索融汇进严肃的写作中。
在信息时代,搜索能力最重要。但在信息冗余的年代,鉴别能力最关键。
阅读中如果没有批判性地整理,我们脑中将留下一堆信息的瓦砾,难以建构起对世界的认知框架。久之,我们头脑中将充斥着“并非知识的信息、没有原则的主见和没有信念的直觉”。
最重要而且最艰苦的工作不在搜寻材料,而在有了材料之后,将它们加以选择与安排,这就等于说,给它们一个完整有生命的形式。材料只是生糙的钢铁,选择和安排才显出艺术的锤炼刻画。……找最好的字句要靠选择,找最好的层次要靠安排。其实这两桩工作在人生各方面都很重要,立身处世到处都用得着,一切成功和失败的枢纽都在于此。——朱光潜
若统绪失宗,辞味必乱;义脉不流,则偏枯文体。夫能悬识凑理,然后节文自会,如胶之粘木,石之合玉矣。——刘勰《文心雕龙·附会》
如果撇开第一句话,第二句话完全谈不同的事情,那么读者就会感受到严重的割裂。下面这句话是个范例,它把上下句的首尾很好地衔接起来了:“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。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,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。”[272]其次,信息铺陈符合人脑规律。旧的信息放在前,新信息放在后;具体的放前,抽象的放后;熟悉的放前,陌生的放后。这是人脑认知的规律,不能做违背规律的事情。
中文适合做文学语言,它没有时态、语态,没有虚拟语气,甚至主谓宾都不太齐全。这使得中文许多表达可以做多重解读,有种朦胧之美,读起来特别耐人寻味。西文如英语在语法、结构、表达方面都更加严谨,使它成为比较适合科学写作的语言。
作者不能假定读者始终聚精会神地阅读自己写的东西,特别是读者阅读枯燥抽象的学术文体时。在各种屏幕不断竞争注意力的当今,情况更是恶化。如果作者不能舒服地把内容奉给慵懒的读者,必输无疑。
在写一句话,组织一个段落,布局一个章节时,问自己几个问题:
鲍勃·迪伦的《风中飘扬》有这样一句歌词:“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被称为男人?”(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,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?)一个男人的成长过程如此艰难,一个写手的成长过程恐怕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。异曲同工的是《霸王别姬》里小癞子和小豆子去看戏,感叹道:得挨多少打才能成为角啊?
《十二怒汉》(12 Angry Men,1957)。一个几无悬念的案子为何翻盘? 12个背景各异的陪审团成员如何吵架,如何论证自己的观点?这部经典的老片堪称“小成本、大制作”的典范。最后的结果虽然足够“团圆”,但也让我捏了一把冷汗:正义所依赖的基础竟然那么脆弱——靠那么几个具备出众分析能力的人?同类型的还有:《控方证人》(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, 1957)、《杀死一只知更鸟》(To Kill a Mockingbird,1962)、《刺杀肯尼迪》(JFK, 1991)、《加罗律师》(Garrow’s Law,2009,2010,2011)。这些片子告诉我们:安全感之高低系于整个社会尊重论证和证据的程度。
《死亡诗社》(Dead Poets Society,1989)。大部分时候,我们都像剧中的那个胆小鬼一样,不敢出头、不敢发问;剧中的那些父母也跟我们的父母有的一拼,“好好学习,别的不用你管”,简直是寰球同此凉热。
《费马大定理》(Horizon: Fermat’s Last Theorem,1996)。我们这一生要做什么?这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问题。越聪明的人,对这个问题感觉越恐怖。所以,茨威格才说:“一个人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在年富力强、富有创造力的时候发现自己人生的使命。
《盗梦空间》(Inception,2010)。这部充满想象力的作品直接以“想象力”为面团进行建构:我们的梦境。把无法捉摸的梦赋之以故事结构而且多层嵌套,证明了导演克里斯托弗·诺兰杰出的结构化实力。确实,他的电影大多以结构精巧出名。编这种不着边际的梦故事很容易有逻辑漏洞,可偏偏这部电影让人感觉滴水不漏。